本文目录一览：
- 1、幻想未来人类将会怎样灭绝？
- 2、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很大的军队哗变事件
- 3、抗战时期，日军是否曾在北平建立特务机关？
- 4、梦到美军全面侵华，是怎么回事啊，求解梦？
- 5、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侵华的
- 6、幻想游戏版本问题
幻想未来人类将会怎样灭绝？
时空崩塌：《雷霆万钧》，人类研究出了时空隧道，却用于商业用途，供有钱人回到远古猎杀史前动物，结果一次意外事件，一只史前蝴蝶意外被人类踩死触发了时空风暴，时空逐渐崩塌，历史已经改变，人类将逐渐淹没于时空风暴中，毁于自己的贪婪……
基因突变：《人类之子》，人类突然丧失了生育能力，几十年里再没有一个新生婴儿诞生。当地球上最年轻的人死于一次意外暴力事件后，人们对于后代延续的希望逐渐破灭，陷入绝望和迷茫中，如果没有孩子的笑容和生命的延续，活着毫无意义。一个了无生趣的男人卷入一个意外事件，一个女人居然生下了一个婴儿，这仅仅是一次奇迹还是人类生命复苏的前兆呢。这个婴儿却成为一群人的政治武器，在人类快要灭绝的时候，仍有人为了自己的贪婪而不惜毁灭人类的未来。为了保护婴儿，很多人包括那个男人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要把这个婴儿交给传说中的“人类之子”计划。这个婴儿会让人类延续下去吗，影片结尾没有说明，留下的只是无尽的思索……
病毒感染：《十二猴子》，在未来的某一天，地球上突然出现一种可怕的病毒，无药可治，通过空气传播，短短的时间就蔓延全球，无数人死亡，活着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躲入地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地表上没有了人类的足迹，成为了动植物们的乐园。但人们并没有放弃拯救自己，他们开发了时间隧道，派了一个人回到过去，希望能找到那个第一个感染病毒的人，并将他杀掉以阻止病毒传播下去，但最终发现，他要杀的人就是他自己，就是因为他回到过去带去了病毒。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局，过去与未来成为一个死循环，人类永远无法走出这个灭绝的怪圈。唯一的可能，这是大自然的力量在灭绝人类来拯救动植物们。
机器革命：《骇克帝国》，人类发明了超级计算机，却反被机器人控制，一场大战后，人类成为了机器人获取能量的肉机。一个人从梦中醒来，发现了可怕的真相，而且他就是预言中那个将改变人类命运的英雄，在他的指引下，幸存的人类与智能机器们再次展开大战，谁会赢得胜利呢……
陨石相撞：《天地大冲撞》，地球不是第一次被陨石撞过，月亮就是从地球上撞出去的，但那时还没有人类，所以人们可以惊叹于自然力量的强大。当又一颗陨石将要撞向地球时，人类已处于灭绝的边缘，一群勇士们乘坐宇宙飞般驶向那颗陨石，希望通过引爆核弹来击碎这颗陨石。事情并不那么顺利，但最终核弹还是被引爆了，地球终又获得了新生，可是，还会有下一次呢，更下一次……
冰河世纪：《后天》，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冰河世纪，让恐龙全面灭绝；如果新冰河世纪来临，人类会在哪里？在未来的某一天，也许就是后天吧，人类由于肆意破坏大自然，温室效应导致气候突变，先是北极和南极融化，海水淹没了大陆后，气温又急速下降而骤然冰冻，地球进入冰冻状态，无数人来不及说再见就化身冰棍了。有人幸存了，可在这冰封的世界里能活下去吗……
地球停摆：《地心危机》，科学家们总说地球还有四十几亿年的寿命，可地球就像人一样，偶尔也会犯些小病小灾，这一次地球的心脏“地核”突然停止转动了，这将引发灾难性的生物圈大浩劫。于是又一群勇士们乘坐最先进的钻地车开往地心深处，想在地絯引爆一颗核弹使它重新跳动（看来核弹除了能毁灭人类外，还是有些用处的）。
太阳毁灭：《太阳浩劫》，太阳只是宇宙中一颗微不足道的恒星，但却是地球万物生存的依赖。有一天，太阳却要熄火了，没有了太阳地球也就跟着玩完了，一群科学家研究出，只要在太阳中心位置引爆一颗核弹就可以让太阳继续燃烧起来，人类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了。于是又一拨勇士带着核弹前往太阳，准备给它一下子，重新激起太阳那火热的心……
外星入侵：《世界大战》，宇宙中真的有外星人吗，我是相信有的。但外星人会不会把我们看作平等的生物呢，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它们的食物。在未来的某一天，天上掉下好多外星人，原来他们早在很久以前就在地下预先埋了很多收割机，专收人类的血肉培养它们的植物。外星人肆无忌惮的横行地球，人类完全不是对手，眼看人类就要全部被杀了。可外星人却自己死了，很意外，原来是地球的环境变了，已经不适合他们的生存了，人类的工业染污拯救了自己，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人类如果还不警醒，总有一天会和外星人一样，死于空气中。
生物变异：《惊变28天》，人类总是试图冲破禁忌来证明自己的强大，而不顾忌可能而来的危险。一群英国科学家在大猩猩身上试验一种可怕的变异病毒，让猩猩变成僵尸，残暴嗜血并且通过体液传播病毒，感染上的人也会在几秒后变成僵尸，而且不会死亡。一群环保人士意外闯入试验室，无意中解救了这些已经变异的大猩猩，病毒在28天传遍整个英国。而一个因车祸而昏迷很久的人在医院中醒来后，发现整个城市空无一人，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鬼影幢幢，到处是食人的恶魔，他如何能幸存下来……
历史上有哪些影响很大的军队哗变事件
1917年前后的世界大兵变。除了俄法德各有百万士兵造反外，意军在北部前线、奥匈军在整个战争，日军在西伯利亚都有数千到数十万人的哗变、抗命或私下串联。土耳其也连续不断地出现兵运。论规模，这场世界大兵变前后有五六百万人卷入；论影响力，当代世界的基本社会理念正是这次士兵运动塑造的。考虑到地球的大小和战争模式的变化，在人类发展为星际文明之前，这肯定是空前、而且绝后的一次兵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保证了军火供应，保证了足够的破坏力。但蒸汽机太笨重了，没法离开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动机、内燃机还没法拖动重武器，所以部队只有破坏力没有机动力。双方的战法就是在泥泞中互相倾泻火力，进行无谓的屠杀。所以到了1917年前后，所有的军队都厌倦了这种屠杀，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这一思考就出了乱子，正如最前面所说，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意义！或者说，如果有意义的话，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以及贵族-资本联盟的愚蠢。所以，原本相对边缘化的左翼组织，如布尔什维克，立刻成为了最得人心的组织。甚至不用左翼知识分子引导，士兵自己就会赶走军官，离开战场，奔向他们的首都。如果矛盾还不够激化，他们只是拒绝打仗兼示威；如果矛盾激化……他们就是去拿政权的。
这就是1917年所有参战国的哗变潮。要知道，法国军队成百万地离开最关键的前线，不是因为士兵的懦弱，而是因为尼维尔攻势让他们像猪羊一样填壕沟，填光了整整一代法国青年，资本家却在后方狠狠发财。德国投降，不是因为战线推移到了柏林，而是因为士兵们不想为虚幻的德意志民族利益送死，所以把枪口指向了皇帝和容克贵族，成立一个又一个苏维埃 ，德国只能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情况下求和。沙皇被枪毙，不是因为他的军队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打造了前所未有强大的俄国军队，因为文盲农民参军后开始认识这个大世界。日本干涉军占领西伯利亚，发现俄国妓女和布尔什维克都很厉害——军队中没脑子的那部分都染了梅毒，有脑子的那部分学到了苏俄的革命道理，再不撤军，他们就要回国闹革命了，只能放弃吞并梦想……
19世纪积累的全部矛盾，统治集团过去100年作的孽，这次都要在总动员的号角中清算。各国的士兵不约而同地调转枪口，在历史上，这是平民伟大的觉醒；在学术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无可争辩的胜利。所以我说各大国的兵变应该算作同一起事件，不能拆散了理解。历史学上有个“双元革命”的概念。即认为18世纪末法国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研究一下历史的具体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革命的合流，即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人权意识和工业革命的威力结合，标志性事件正是1917年这次大兵变。平民们第一次既拥有了现代社会的人权意识，也拥有了工业化社会的力量，可以和旧统治集团谈谈新时代的问题了。所以我说这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
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情，但战争也促进社会的进步。虽然战争的起因一般是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但总体战往往会让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总动员，做出平时不会做的让步，动员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1917年的世界大兵变，就是这支力量的觉悟，就是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丧钟。世界大战随着丧钟而暂停，20年的休战后，还有另一次用内燃机驱动的世界大战。我更倾向于把两次大战合起来，算作一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战后的政治-经济变革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有苏联的出现，有殖民体系的解体，有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但我想说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变化：当代“政治正确”的出现。
世界上第一个法律上的普选国家是谁？
是造反士兵们建立的苏联（也有人认为是1917年独立的芬兰，但芬兰很快转为法西斯政体，另外芬兰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其他欧亚大国也都在世界大战后先后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足以说明世界大战和1917年兵变带来的政治进步——在法律上确认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在文化上宣传平等。这应该算是回答了问题的第三部分：兵变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苏联没有什么真普选，知道西方依然在玩金钱政治，富人子弟依然去上私立学校，继承庞大的家族产业，就连知乎也每周会出现十几个抱怨阶层不平等的热门问答……但最起码法律上不再有特殊公民，也不再有贱民。这就是进步！我前几天在怎样看待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邪恶想法？这个问题里解释过：为何伪善也胜于公开的邪恶：
就算真的是坏人，伪善也是邪恶对正义的最高敬意。能伪善，说明终究是邪不压正，说明邪恶尚未上阵，已存三分怯意。
当年的兵变的确没有给我们开创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起码指出了人类进步的方向，让善良和公义深入人心，让平民们认识到自己挑战旧秩序并胜利的可能性。带来希望的人和带来实际利益的人，两者都是人类需要感激的恩人。
1917年大兵变之后，新的统治集团上台，有的还是旧集团改头换面回来，但他们都懂得了一个不难认清的道理：让法律上的贱民为贵族的利益去战斗，是最愚蠢不过的作死行为。你不和穷人讲人权，穷人也不会为你留下生存的权利。用法律上的平等掩饰实际上的不平等，才是高明的统治方式。这个统治规则和平民的民权意识结合，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软件”和19世纪最大的区别。香港最近的街头运动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某些机构公然撕破脸，否认了这个法律上的平等规则，否认了1917年大兵变的成果，激起了21世纪公民极大的不满。我前几天在 如何说服香港人支持中央关于选举问题的决定？ 这个问题中对此做过解释：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
我们再回顾前面引用的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一个伪民主制度，至少也保证了平民名义上的人格。就算它最后还是回到了资本手中，也算是资本主义向人道主义表现的一个严肃的敬礼。这个“礼节”不是大资本拱手奉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毛主席说的没错，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那支自古以来最庞大的平民军队发动兵变，会震慑统治集团，会带来历史进步。至于那些没有被这次兵变波及的地方……让我们看看战后还有哪个发达的大国在法律上公然歧视自己的公民？
是远在美洲，从未像别国那样总动员的美国。直到1965年，美国才在法律上赋予黑人全部政治权利。之前的1963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分部秘书因为呼吁平等的政治权利，就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医院拒绝抢救这个黑人，即便他是二战老兵也不行。嫌疑人至今未被起诉。美国人民没有经过惨烈的世界大战和革命，固然获利不小，但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当然，从局部来说，美国统治集团也会被战争敲打，也会为此进行局部的改良。比如说，朝鲜战争之前，美军中的潜规则就是黑人不能和白人一起作战，要么是当厨师、当司机等辅助人员，要么是单独编成一个单位。结果黑人作战往往出工不出力，不愿意为白人统治集团而战。由黑人士兵编成的美国陆军24团从朝鲜战争开始就被其他单位抱怨缺乏作战积极性，频繁出现军官带队脱逃现象。其中C连100多人，在志愿军的政治攻势下集体投降，成为志愿军成建制迫降的最大一支西方军队。这迫使美军反思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战后开始混编各个人种，相对公平地分配职务。可以说，志愿军的英勇为美军的种族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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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法国1917年那次成百万人的大哗变，接手解决的人叫贝当。他安抚了士兵，低调枪毙了兵变首领，惩戒了不合格的军官，劝说几十个师的部队回到前线，补上了防线缺口。他因此升任法军总司令，成为法国的救世主。
这个贝当就是二战组织傀儡政府，在德国支持下当法国独裁者的贝当元帅。这个人为何能同时成为法兰西的救世主和法奸呢？
这还是要说到他的阶级本性。贝当是19世纪中期出生的老军官，他厌恶共产党，厌恶底层运动，甚至宁可接受纳粹也不接受左翼政府。他和法国的准法西斯势力来往甚密。宁愿代表法国大资本向德国妥协，也不希望法国成为全面抗战的战场。虽然安抚了1917年兵变，但贝当本质上就是兵变要干掉的那些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最仇恨20世纪的民权思想。他上台后组织的独裁政府也是排除一切左翼和自由派的政府，自己拥有无限的行政和立法权。
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法国兵变和苏联的成立，那么二战中他其实并不喜欢略左倾的法国政府，觉得反共、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纳粹德国接管欧洲也不是那么坏的选择。二战初期，德国在低地国家横扫英法军团的时候，有谣言说共产党要发动政变，以暴动取得巴黎，这立刻让老贝当想起了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巴黎公社——当时他已经15岁。所以贝当和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魏刚迅速下定了决心——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必须立刻向德国投降！可见资本和统治集团其实无国界，民族利益只是他们用来获取廉价炮灰的说辞而已。
参考资料：第五章(下篇) 法国的覆灭
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
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
……
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抗战时期，日军是否曾在北平建立特务机关？
“人必自辱，然后人辱；国必自亡，然后国亡。”一个国家，纵使腐烂到了根子里，也不是从外部开始被破坏的，而是从内里蔓延腐败气息。
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经济水平远超当时的中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想要摧毁中国，绝非想象中一般容易。日本人很聪明，内外同时发起攻势，分化瓦解中国军队。
时任北平特务机关机关长的松室孝良，此人曾在“西北军”中担任军事顾问，颇为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华北地区由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控制，以松室孝良为首的日本特务，利用各种手段意图从内部搞垮二十九军。
当时颇有些讽刺的是，松室孝良曾多次公开表示，尽管他们是隶属于日本部队，但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从不站在二十九军的对立面上行事。
松室孝良曾提出北平特务机关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方面为了刺探二十九军的军事情报，包括驻军、编制乃至军事部署，甚至于细化到了军队领导人的家庭生活信息，由此可见，日本军对特务机构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他们想利用一切机会培养亲日派人士，为将来全面入侵打好基础。
北平特务机关深入调查了二十九军大大小小军官的信息，他们秘密监视着军官的一举一动，企图利用他们的喜好来进行收买或者以此来策反他们身边的人。
当时宋哲元是二十九军的军长，同时也是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特务机关第一个看中的人便是他。因为他曾在中原大战中公开反对过蒋介石，日本人认为他有亲日的倾向。
日本人希望和宋哲元签订《华北防共协定》，让宋哲元脱离国民政府，以实现华北自治的目的。但宋哲元表示了严厉地拒绝，后日军千方百计地对宋哲元进行纠缠，宋哲元一再躲避，后北平特务机关终于不再对他抱有幻想。
此时日军方已认定宋哲元不可能再被利用，其存在对他们吞并华北将是一个阻碍，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杨村附近放置炸弹，企图炸死宋哲元。所幸宋哲元经过时，炸弹未爆炸，日军方的暗杀阴谋未得逞。
除了军长宋哲元外，还有很多军官都曾受到过北平特务机构的策反，有的甚至直接被杀手暗杀。当时日军甚于曾伪造宋哲元的文书手令，试图扰乱二十九军的指挥系统，但最后终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梦到美军全面侵华，是怎么回事啊，求解梦？
梦有四种:预言梦，前世梦，幻想梦，多维梦！
您应该许是后两种，如果是幻想梦，就是您大脑加工的，如果是多维梦，就是另一个维度里发生了，乔日心理为您解答。
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侵华的
其实主要是甲午之战，当时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并不是很成熟，犹如一个新生儿，当时日本想以闪电战结束，因为他们财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卖向欧洲的战争债券，当甲午之战赢了后，清政府配了两万万两白银，使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才发动了侵华战争。其实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国东北经营，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这片土地，只不过以前历朝历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压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国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运
马克思早就认为：“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 谈到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自然条件是最重要的，要说对中国企业和对整个中国社会这是一场从里到外的彻底考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典范，尽管由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不足，日本曾犯过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但是，日本无疑是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发展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亚洲岛国日本，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都不算好，在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却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30人，达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的资源优势，应当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贫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被称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独特的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鸿章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伊藤博文则大胆预测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说，中国又睡觉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一次会面了，不过他们是分别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这个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时，都是和中国一样背负着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因为励精图治和勇于变革，却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与中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一个慑于“列强”武力而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东方弱国跻身于“列强”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为日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创造的许多财富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战争死亡200万人以上，经济也处于濒于崩溃的状态。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残酷的历史现实使日本人民认识到通过战争与掠夺想要达到发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过自强不息、以奉献与服务为基本宗旨才能达到生存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进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由于日本企业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日本货被称为“东洋货”，当时是劣质品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人却把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的“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请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质量管理的热潮。日本人不仅将戴明奉为“圣人”，还明确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口号。1953年~1973年其间，日本企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企业发展模式让所有公司效仿，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70年代以后，日本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单一的日本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发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规则而出现衰退，过去曾使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创新精神”也不得不让位于代表着自主创业和不断进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业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新材料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占到全球海外资产的一半，2003年仅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1.3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一数字并不计入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然如此强大的日本居然还是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态度。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经济的日本经济，却一直是低调的发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国经济却始终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出学习日本的“盛世危言”，绝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了，实际上，我们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样是面临着西方文化崛起的冲击和影响，然而，由于各自态度和认识的不同，却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日本人认真求实的精神不能不说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帮助的元素，正如俄国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能教训我们的没有什么，只有惩罚那些不从中学习应有教训的人。”日本人长于做学生，所以能后来居上；中国人不善于做学生，所以必须兼容并蓄，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满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类似，都是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美国则是另一个善于创造学习、吸收借鉴的典型，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赞赏道：“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榜样和理想。”贯穿在美国精神中的坚韧不拔、标新立异、强调个性、乐观自信的民族心理对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但是，历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时又会让一切归于无意义，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一样——“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但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虽然还沿用着祖传的科学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依然还是祖先的遗物，但没有人去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大与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显，只能说明近代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与现代文明发展相悖反的道路。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定是最开放、最和谐的时期，而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一定是最保守、最丧失理智的时代。开放是进步之源，封闭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开放，必须充分的开放。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离开了彻底的开放，结果必然是趋向保守和落后；也无论是官僚政治，还是精英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先进性。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在“以开放求变化”，但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变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那种封闭、畸形、压制个性的文化中，任何先进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来的光彩。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穿新鞋走老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回归管理的本质，深入研究人与文化的问题，搞不清楚科学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手段之间的关系，甚至将封建时代的一些行为当成了现代管理的灵丹妙药，就必然会出现保守倒退的现象。回过头来看，中国已经搞了许多年的职业足球，但与日本、韩国的足球水平却有了相当的距离，其根本的原因是外来先进的足球技术，没有同中国的足球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只有先进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来的足球技术在中国生根、成长。
19世纪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倍受瞩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经济学家，他尤其对不合理的腐败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痛斥，他在这本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种制度下，个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发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舆论是否会沦为暴虐的枷锁？每一个人是否将绝对依附于社会？每一个人是否会被全体所监视？它是否会将所有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磨损为一种驯服的统一样板？……一个因背离人的心性而受到谴责的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更是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这样看来，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因为“有序”的规范化就会进入病态（或者称之为专制的病态），那么，忽视了企业经营差异和诸多“小事”的企业改革，是否也会因为缺少独创性和公共协调性而难以表现出足够的活力来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借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史，这是解决现代化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那么，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则应当说“一切历史都是发展史”，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尽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发展着。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和落后的文化思想侵蚀着人们的行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附庸始终没能真正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级森严的官宦制度、门当户对的社会观念和媚俗守旧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吃皇粮”、“父母官”和企业垄断腐败等等现象不就是这种习惯影响的延续吗？尤其是经济理论的单一化和表面化现象已经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就要首先繁荣自己的经济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其次，要发展新时期的人文精神。我们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经济社会中，除了那些宏观经济理论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状态最直接的、具体体现，并且这种企业病态一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来，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泡沫时代”，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以上摘自《大视野》第一章第四节搞企业是对中国人一种从里到外的考验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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